厦门大学教授:重视文学在民众“认同”中的重
添加日期:2021-01-31 22:34
作者:365手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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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者:您刚才提到林海音,最近文学电影《他仍在岛屿写作》在北京电影资料馆放映,记录了林海音、周梦蝶、余光中、郑愁予、王文兴、杨牧等6位文学大家的文学创作历程,引发了人们对台湾文学的进一步关注。您能否谈谈这几位作家的情况?

  朱双一:周梦蝶在台湾文坛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。他祖籍河南,小时上过私塾,后来又读了几年师范,28岁时随军来台,家中遗下发妻及二子一女。1956年从军中退伍,孑然一身,生活飘泊不定,曾当过短期店员,打过各种杂工。1952年他开始发表诗作,紧接着参加了蓝星诗社。1959年起在台北武昌街骑楼廊柱下摆设书摊,专卖诗集、诗刊及冷僻的哲学、文学读物。而楼上就是“明星咖啡屋”,允许顾客一坐就是一天,无形中成为当年台北作家、文人的一个聚会场所,白先勇的《现代文学》,尉天骢、陈映真、黄春明等的《文学季刊》都在这里开编辑会议。1962年周梦蝶开始礼佛习禅,每日默坐街头,冷对熙来攘往的红男绿女,俨然一入定的老僧。因他有诗集《孤独国》便被戏称为“孤独国主”。楼上咖啡屋众多作家进进出出,讲得意气风发,争得面红耳赤;楼下一位瘦得仙风道骨的老诗人守着一地书摊,成为台北文坛一景。人生的坎坷,心境的悲苦,融入周梦蝶的诗中,使他的诗沉郁凝重。其诗作创造了台湾现代诗的一种独特境界——充满凄绝悲苦,闪烁着禅理哲思的诗境,其《还魂草》等诗集成为诗人试图“以诗的悲哀,征服生命的悲哀”的心灵记录。直到1980年因胃病开刀,切除四分之三的胃,老来多病,才结束20年的街头书摊生活。

  郑愁予本是河北人,所以有本诗集就叫《燕人行》。人们常因他的被收入教科书的《错误》一诗,将他归入婉约派诗人之列。其实郑愁予诗风兼具婉约和豪放,其“豪放”的一面甚至可能远远超过“婉约”的一面。这种“豪放”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与“酒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“酒”很早即进入了郑愁予的“生命”当中,并与其人道情怀相连接,在他数十年来的创作和生活中,“酒”始终是频繁出现的角色。他有句肺腑之言:“喝酒吧!喝酒的人活一生却过两辈子。”当然,郑愁予并非逞口腹之欲的“酒鬼”,酒对于郑愁予而言代表着一种真性情的表达。即使平日设防藏真的人,一经醇酒融合,也必然门关城府大开,胸壑中流水百花无不呈现。他有言:“酒有兴近乎侠,侠生情近乎诗;诗呈美近乎酒”。对他来说,“酒”、“侠”、“诗”三位一体,又与“兴”、“情”、“美”紧紧结合在一起。自古以来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”,“齐鲁多行侠仗义男儿”,郑愁予的“善饮”和“侠义”,或许本身就是他的根源于地域特性的“真性情”。而台湾也有它的酒文化,最典型的话语是“好汉剖腹来相见/饮哪!杯底不可饲金鱼!”在诗人心目中,酒是自然的造化,酒能使人的真性情得到呈露,而台湾人那种“好汉剖腹来相见”、“杯底不通(可)饲金鱼”的豪爽,被郑愁予赋予“最美的情操”的赞誉。

  郑愁予“豪放”的另一表现,是与“海洋”的密切关联。从年轻时起,郑愁予就对海洋有一种特别的情感。他的故乡靠着渤海湾,此后一生中大半时间住在海边。大学念统计,大多同学以台北的银行为择业首选,他却自愿来到基隆,“唯一的目的是要去海港”,并主动要求和码头工人一块干活,有时候又带着本子对着海写诗。这一经历提供日后创作大量航海诗的素材。他在台湾的第一首诗即《水手刀》。海洋让人想起漂泊,漂泊引发乡愁,郑愁予却认为海洋提供了人们走向世界的契机和通道。他宣称:“我的一生不存在故乡”,如果硬要帮他定义“故乡”,无尽包容的“海洋”以及一缕人道关怀的“诗魂”,是最有可能的寄托。

  近年来,他寻根发现自己原来是郑成功的第15代孙,并选择到金门定居,回到郑氏先祖曾经叱咤风云的海域。郑芝龙曾为海盗,名声自然并不很好,但在郑愁予眼中,却是热情浪漫性格的化身,因此郑愁予有为郑氏先祖平反之意。当然,郑愁予之所以要主动归宗并为郑氏先祖“平反”,格外倾心的还是郑成功所代表的海洋精神。

  “酒”所代表的豪爽、侠义、友情,“海洋”所代表的自由、开放精神,以及由战乱经历与和平追求所铸就的人道主义情怀,可说是郑愁予创作乃至其生命的三大支柱,而这三者却在金门这一地方奇迹般地汇合在一起。郑愁予选择金门作为他的落籍定居地,也许并非偶然,而是向其生命原乡的一次回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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